准备重启 日本最大核电站开始装填核燃料

[53]参见茅铭晨：《从自定走向法定——我国〈行政处罚法〉修改背景下的非现场执法程序立法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6期。

行政机关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决策的合法性基础，包括人工智能的可控性、可信性、可解释性和透明度。数字化进程中行政规制的上述变化，使行政法关于行政规制的合法性假设的基础发生了动摇，这些假设包括规制机构、人员、业务的专业性和行政裁量的正当性。

我们认为，IT系统的这种影响的产生，不是以任何直接的技术确定的方式，而是通过与信息系统相关联的认知、行为、组织、政治和文化变化的方式。他们认为网络空间挑战了法律对领土边界的传统依赖，这一新的网络空间需要并可以创立自己的法，需要有明确的在线交易规则和有效的法律制度。应用人工智能产生的去中心化格局和自主机器学习的新时空，对于传统行政法体制和法律制度则具有更深刻的变革意义。2021年2月公布的《浙江省数字化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在根本上实现全省域整体智治、高效协同并贯穿到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各方面。由于我国行政法存在行政争议解决导向的问题，致使行政法发展的主要关注点长期集中于纠正行政侵权方面，对公共行政领域的问题关注度不高。

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他们进行了公共行政新范式的提炼，意在为整个公共行政适应信息革命的变革提供指引。由上可见，数字行政法的兴起受到诸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行政法体系性变革将具有明显的被动性。（三）债务人应在其所提起的诉讼中一并主张其在起诉时所能提出的一切抗辩。

由于罚款数额较小，对公众的经济影响不大，且罚款行为作出的次数较多，一旦启动撤销程序会造成行政机关负担过重甚至管理瘫痪，因此不宜发生撤销、赔偿等溯及力结果。适用民事诉讼法第767条。三、溯及的后果是什么 备案审查结果如果有溯及力，则规范性文件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因为新的规定出台之前并没有可供适用的法律，所以此时，再审应当在新的法律出台之后进行。

司法裁判和行政行为有所不同，行政机关对行政行为享有撤销权，可以不经审判直接撤销原行政行为，但司法裁判一般未见直接被撤销或宣布无效的制度，上级法院或裁判法院都无此项权力，除非经过宪法诉愿制度由有权法院撤销，其他情况下一般经过再审才能否定原司法裁判，这与司法裁判的权威性有关。[xxiii] 参见[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09-410页。

德国行政行为的撤销针对违法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废止针对合法行政行为。这种‘强制执行禁止类似于一种向后——撤销：已经支付的，不再返还。很多国家认为原来的司法裁判在适用法律上有错误，理应启动再审纠正错误或直接宣布无效。作者简介：梁洪霞，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

行政机关在撤销行政行为的同时决定须归还的给付。对归还的范围，准用民法典返还不当得利的规定。[iv]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导读》，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66-167页。[xv] 参见Cappelletti Adams, ‘Judicial Review of Legislation： European Antecedent and Adoption，79 Har. L. Rev.1223(1966). [xvi] 参见林淡秋：《守护宪法的新模式：法国的合宪性先决机制》，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xli] 参见《德国行政法院法》第183条规定：如果州宪法法院确认州法或州法中的规定为无效的，则除州法另有特别规定之外，在行政法院基于该被宣告为自始无效的规范作出的裁判不再可诉的情况下，不受影响。首先行政机关要进行利益衡量，如果信赖利益相比较于公共利益更加值得保护，则不能撤销。

[xxxviii] 参见[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斯托贝尔：《行政法（第二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22页。很多国家主要考虑到法的安定性，不想破坏已经审判终结的司法裁判所确定的法秩序，也有一些国家可能考虑到司法裁判无效可能带来的国家赔偿，因此没有规定再审制度。

需要澄清的是，溯及力的主体是被撤销、修改或废止的规范性文件，溯及力的具体对象分为确定的司法裁判（刑事、行政和民事裁判）、确定的行政行为（受益和负担行政行为）、原因案件、不确定的司法裁判、规范性文件、不确定的行政行为、民事行为，溯及的后果包括撤销、再审、不予执行、返还给付和国家赔偿。例如前述德国的溯及既往模式，规定了若干不溯及既往情况，与我国台湾地区实行的不溯及既往但特殊情况溯及例外规定具有极大的相似性。[lxiii]因此，我国应充分考虑法治的长远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的辩证关系，在维护法秩序稳定的前提下，根据公民权利保护的迫切程度构建一种渐进式的备案审查溯及力模式。如果统治者可以为了利益肆意变动法规，对社会生活横加干涉，甚至是对相对人已经取得的基本权利秋后算账，人们就必然会丧失对法律的信仰，从而引发对政权合法性的质疑。[xliii]已撤销的行政行为的受益人，须归还已履行的给付。本文试图在两位教授论文的基础上，对备案审查溯及力制度中的几个基础问题进行阐释，初步建立溯及力制度的研究框架，希望对该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有所裨益。

（一）各国合宪性审查结果溯及力的多元化模式 世界各国在确定合宪性审查的溯及力制度时，首先要考虑奉行的基本原则，到底是溯及既往原则还是不溯及既往，这表明了该国对违宪的法律规范在时间效力上的法治理念和根本立场。如前所述，依据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8条第2款规定的3种情况，只有受益人有过错或者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可以归责于受益人时，才能对受益性行政行为作溯及既往的撤销。

结语 备案审查结果的溯及力制度方兴未艾。也就是说，德国对已确定的民事判决和行政判决，虽然不允许再审，但也不允许执行，民事诉讼还可以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iii]究其原因，由于溯及力问题涉及重大法律原则，应当由法律规定，建议修改监督法时再统筹研究，因此草案对此暂不作规定。《安哥拉共和国宪法》第1条第4款：为确保法律的确定性和公平性，或事关特别重要的公共利益，宪法法院可作出比本条第1款和第2款更严格的合宪性和合法性要求。

[xxi]如果发生规范性文件无效，那么依据此规范做出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是否有权撤销该行政行为，还需要在行政行为涉及的相对人权利、公共利益与法的安定性之间进行权衡。参见[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99页。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卡多佐认为，是否应溯及既往是个政策问题，因事而异，要根据个案的特别案情来决定。（二）个案中的公私利益衡量 各国虽然通过立法规定了溯及力规则，但在立法没有明确规定，以及在确定规范性文件是否合宪合法和撤销的时间效力时，更多的是进行个案中的利益衡量。

[xlix] 参见王元朋：《国家立法赔偿的逻辑》，载《行政法学研究》2008年第2期。（2）法的安定性对于国家稳定、社会秩序的维护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大多数国家出于实际的考虑选择不溯及既往原则。

[xii]但两位教授都没有全面阐释溯及力对象，也没有全面考察世界各国有关合宪性审查、合法性审查结果的溯及力规定，对于系统研究溯及力对象还缺乏足够的资料支撑和制度借鉴。目前国家赔偿制度归责原则趋于多元化，例如采取结果归责原则时更容易把立法违宪造成的权利损害都统归于国家赔偿，而不去深究国家机关有无过错，从而避免了纠葛于立法机关及其组成人员在立法时是否有过错的问题。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考虑到司法裁判的正当性，原审判所依据的法律规范被撤销，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其他法律规范进行裁判。从世界各国的宪法规定来看，出现两种不同的主张：（1）根据法的一致性原理，下位法应以上位法为基础和依据，如果下位法不符合上位法的规定，从理论上来说，下位法应该自始无效。

[xlvii]因此，无论是哪种立法行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国家都应该考虑对立法错误造成的公民权利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宪法法院判决的效力及于所有行政机关、民事或者刑事司法机关和特殊司法机关。[xlv] 参见江群华、张运萍：《论违法规范性文件的行政赔偿责任》，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行政机关具有废止的裁量权。

依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司法机关一般按照行为时的法律进行裁判，适用新法一般也仅限于有利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等特殊情况，而等待新法出台的情况更为罕见。世界上有少数国家坚持违反宪法的法律应自始无效、当然无效，奉行违宪决定溯及既往原则。

[l]而王锴教授认为德国合宪性审查的无效判决到底是自始无效还是自宣告之日起无效，因为立法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所以学说和判决的认识并不统一。[xx]确定力归根结底是法的安定性原则对行政行为的一种要求。

（5）有利于被告原则下确定溯及力。[xxxvii]与受益性行政行为的撤销不同，负担性行政行为的撤销无期限限制。